第九期

国图藏品介绍与考辨

现存最早的一幅绢地彩绘《北京内外城全图》

孙果清

　　在国家图书馆宏富的中文古典文献中有一幅《北京内外城全图》。该图是绢地彩色手绘本，图幅纵240厘米，横180厘米，方位上北下南。绘图手法采用传统的平面、立体相结合的形象画法，绘出了清中叶北京内外城的街道、胡同、河湖、桥梁的分布以及宫殿苑囿、官署仓场、王公府第、祠坛寺庙等各类建筑物的位置（见图一）。该图绘成后，一直深藏库中，秘不示人。因此，该图保存完好，色彩艳丽，是一件珍贵的地图文物。从地图内容、规模、绘制技术等方面看，它绝非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必然是在官府的主持下，组织绘图人员、利用内务府档案资料，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绘制而成的。现就有关问题探讨如下。
　　一、《北京内外城全图》的绘制年代
　　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作者姓名及绘制年代。现在的图名是作者根据该图的内容、范围而命名的。经详细检阅之后，发现图上所有的“寧”字，均写作“寧”字，例如：万寧寺、崇寧寺、坤寧宫、寧寿宫、广寧伯街、广寧门等。显而易见，这是因避讳清道光皇帝名字中的“寧”（宁）字所致。图中没有绘出咸丰元年（1851）所封的“恭王府”、咸丰初年签订并施工建设的各国“公使馆”和“总理衙门”、“总税务司署”等官署。由此推测，这幅图应绘于道光年间。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幅图的具体绘制时间，现将图中绘出的部分王公府第名称提捡出来，并查阅有关资料加以对照分析，以便为考证这幅图的绘制年代，找到可靠的根据。
　　清朝，王公府第的大小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由于受封者的住所是王室颁赐的，因此，当官位出现升降或恩宠发生变化时，其府第即有可能改换主人，所以府第的名称或宅居主人的官阶有着鲜明的时间性。图中对王公府第的名称、位置有较详细的勾绘，或画出立体的门楼，或标注出王府、公府、贝勒府等名称。这些绘有爵号的府第，表示主人仍袭有原爵位。无爵号的府第，表示其主人可能是不太受宠的王公，或其先人曾被封爵，但在这幅地图绘制时，府第的主人已不享有封爵待遇。
　　为便于分析，现把图中的“内城区”分成甲、乙、丙、丁四区，并将各区的府第分别加以标号（见图二）。
　　此外，为了便于对照，现将《乾隆京城全图》与这幅“《北京内外城全图》中王公府第坐落图”中的对应府第名称列于表一中。
　　表一：

区域和编号	乾隆图上名称	本图上名称	区域和编号	乾隆图上名称	本图上名称
甲1	贝勒球琳	十王府	乙9	怡亲王府	栾亲王府
甲2	恂郡王府	额驸府	丙1	（无名）	贝子府
甲3	慎郡王府	贝勒府	丙2	简亲王府	王府
甲4	果亲王府	端亲王府	丙3	辅国公伊尔登	公府
甲5	（无名）	成亲王府	丙4	平郡王府	克勒郡王府
甲6	固山贝子弘景	公府	丙5	康亲王府	礼亲王府
甲7	（无名）	庆郡王府	丙6	（无名）	王府
甲8	庄亲王府	庄亲王府	丙7	（无名）	贝勒府
甲9	愉郡王府	（无名）	丙8	公府	成公府
乙1	和敬公主府	大额驸府	丁1	信郡王府	王府
乙2	贝勒裴苏	进公府	丁2	裕亲王府	公府
乙3	和亲王府	和亲王府	丁3	辅国公盛昌	公府
乙4	諴亲王府	（无名）	丁4	（无名）	贝勒府
乙5	履亲王府	四爷府	丁5	辅国公如嵩	公府
乙6	愉亲王府	（无名）	丁6	宁郡王府	贝子府
乙7	贝子弘龙	公府	丁7	（无名）	惠亲王府
乙8	恒亲王府	王府

　　由表一可以看出：
　　⒈ 丁2 乾隆图上注为裕亲王府，本图上标注为公府。据《清史稿》卷一六三载，顺治第二子福全于康熙六年（1667）封裕亲王，康熙四十二年（1703）薨。后人祥端于嘉庆十三年（1808）袭贝子，道光十六年（1836）卒。其子继善于道光十六年（1836）袭镇国公。本图上标注为公府，显然该图绘于道光十六年（1836）以后。
　　⒉ 丁7乾隆图上未注名称，本图上标注为惠亲王府。据《清史稿》卷一六五载，仁宗第五子绵愉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封惠郡王，道光十九年（1839）晋惠亲王，同治三年（1864）死。据此推知该图是绘于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⒊ 甲3 乾隆图上注慎郡王府，本图上标注为贝勒府。据《清史稿》卷一六四载，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于雍正十三年（1735）晋慎郡王，乾隆二十三年（1758）死。乾隆第六子永瑢为嗣，永瑢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袭贝勒，乾隆五十四年（1789）晋质亲王。次年其子袭质郡王，嘉庆九年（1804）死。其孙栾绮于嘉庆十四年（1809）袭贝勒，道光十九年（1839）缘事革爵，道光二十三年（1843）死后追复贝勒。道光图以贝勒府称之，应该说，该图是绘于道光中晚期，或反映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后不久的事。
　　⒋ 丁6 乾隆图上注宁郡王府，本图上标注为贝子府。据《清史稿》卷一六四载，允祥第四子弘皎于雍正受封宁郡王，弘皎第二子永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袭贝勒。永福第四子绵誉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袭贝勒，绵誉第三子栾格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袭贝子。其子载敦于咸丰八年（1858）袭镇国公。可知，本图是绘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八年（1858），由此推知，该图上限不早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⒌ 甲7 乾隆图上未注名称，本图上标注为庆郡王府。据《清史稿》卷一六五载，永璘为高宗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封贝勒，嘉庆四年（1799）晋庆郡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晋庆亲王，寻死。永璘第三子绵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袭庆郡王，道光十六年（1836）薨。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栾彩为嗣子，袭郡王。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永璘第五子镇国公绵祶承永璘嗣，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1849）绵祶卒。可见此图不会晚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⒍ 乙8 乾隆图上注恒亲王府，本图上标注为王府。据《清史稿》卷一六四载，康熙第五子允琪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晋恒亲王。其子永皓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恒郡王而终，以后此府改赐他人。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惇亲王府在此处。据《清史稿》卷一六五载，仁宗第三子绵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封惇郡王，次年晋惇亲王，道光七年（1827）降郡王，道光八年（1828）复封亲王，道光十八年（1838）又降郡王，寻死，复还亲王，无嗣。由宣宗第五子栾宗继嗣，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袭惇郡王。道光图上标注为王府，看来，反映的是该府第主人未定爵位时的现象。那么，该图绘画时间，应在栾宗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继嗣之前。
　　综上所述，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之间受封的府第，本图上已有，因此推定《北京内外城全图》的绘制时间：上限不会早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而下限应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应该可以确切地说，此图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绘制的。
　　二、《北京内外城全图》是现存最早的绢地手绘北京城全图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从建城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燕国的都城，以后有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相继在此建都。明朝永乐元年（1403）燕王朱棣继王位，决定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平并改称为北京。此后，北京城作为首善之区，又有过多次修扩建，形成了“凸”字形的城郭，全城由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四重组成。外城在内城之南，内城之内有皇城，皇城之内有紫禁城。可以推测，北京城是一座没有全部建成的四重城。遗憾的是，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却没有一幅明代绘制的全貌图流传下来。除了志书中所附的内容十分简略的地图外，就只有绘本《大明宫殿图》、《明北京宫殿图》和《北京城宫殿图》，而且这些都是宫殿图，不能反映北京城全貌。
　　现存的道光以前的清代地图为数也很有限。国家图书馆原收藏有一幅康熙中叶绘制的《皇城宫殿衙署图》，图幅纵2.38米，横1.78米，绢地彩绘，范围：北起地安门，南到大清门，东至东安门，西抵西安门。图中详细绘出宫阙、坛庙、官署、园林、街道、河池沟渠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该图于1936年被运往南京，今保存在台湾。此图只是一幅北京内城中的“皇城地图”。
　　清乾隆十五年（1750）成图的《乾隆京城全图》是北京城最为精详的一幅地图，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图图幅巨大，纵14米，横13米，比例尺为1:650。国家图书馆所存该图的缩小影印本，图幅纵2.05米，横2.1米，比例尺为1:2600，被装裱成17排。该图内容详细清晰，精确地表现了当时北京城的规模和城市布局，它是在实测基础上，由官府组织人力编制而成的刻本单色京城全图。
　　除上述几幅图外，笔者未见其他比《北京内外城全图》绘制更早的地图。因此，可以说，《北京内外城全图》是现存最早的绢地手绘地图。
　　三、《北京内外城全图》中的八旗各旗营戍守区域分布
　　编绘地图时，因用途不同，其表现的内容自然也会有所偏重。《北京内外城全图》则着重表现了清代京城八旗各旗营戍守分布情况。
　　《北京内外城全图》上画有许多颜色不一的圆形、方形、三角形的几何图形符号。仔细检阅后发现，黄色代表正黄旗、白色代表正白旗、红色代表正红旗、蓝色代表正蓝旗、内黄外红代表镶黄旗、内白外红代表镶白旗、内红外白代表镶红旗、内蓝外红代表镶蓝旗。各旗的分布范围如图三所示。
每种颜色的图形符号又分为圆形、方形、三角形三种：圆形为满洲军、方形为汉军、三角形为蒙古军（见图四），共计24种标识符号。
　　清初京城废除了内城坊制，并一度规定内城为满族旗人居住区，属八旗管辖。外城主要为汉族人居住区，原来内城的汉官商民，统统迁居外城。此外，清代八旗，其中各旗又包括满洲军、蒙古军和汉军，而其旗帜有着颜色上的区别，地图上这24种符号的颜色，正好与清八旗的命名和旗帜色彩相对应。从分布位置来看，它们大多数位于街道、胡同的两端。
　　《北京内外城全图》中内城、皇城各旗戍守驻点，如表二所示。
　　表二《北京内外城全图》中内城、皇城各旗戍守驻点一览表

城别	旗别	满洲军	汉军	蒙古军
内城	正黄旗	25	22	9
	正红旗	33	5	13
	正白旗	34	14	13
	正蓝旗	22	9	12
	镶黄旗	53	17	19
	镶红旗	43	14	16
	镶蓝旗	39	23	18
	镶白旗	32	15	28
皇城	正黄旗	9
	正红旗	4
	正白旗	6
	正蓝旗	5
	镶白旗	7
	镶红旗	9
	镶黄旗	10
	镶蓝旗	4

　　注：内城535处，皇城54处，共计589处。
　　但是，应该说明的是，京城八旗戍守营地界址与八旗居住界址不是一回事。因此这幅《北京内外城全图》上所反映的是八旗戍守，既是军队的组织，也是户籍的组织，它起着分地戍守、维持巡逻纠察、城市治安的作用。除内城街道、胡同处设有营地外，尤其是在大街和交通要道处，还设有特殊的、绘有单个立体房屋并在红木座上插有五杆长枪的标记。这无疑是官所所在地，类似出入通道的哨卡，昼夜按时开关，控制通行。
　　值得提出的是，从这幅京城图上还揭示了古籍中未曾披露过的信息，即镶红旗与镶蓝旗的戍守位置区域相互对调了。这是一幅官绘地图，在绘制过程中一定经过认真的校勘，决不可能出现旗址错置的差错。因为它不是只将镶红旗与镶蓝旗的戍守位置区域对调了，而是将镶红旗3种符号共73处和镶蓝旗3种符号共80处，都互相调换了位置。制图人会如此疏忽吗？回答是否定的。无独有偶，在英国SPINK公司收藏的一幅纸底彩绘《北京内城图》中，也出现了镶红旗与镶蓝旗互相调换了戍守位置区域的情况。对此问题，笔者认为，目前还不能轻率地说，这两幅地图的内容表示有误。或许图中绘制的镶红旗、镶蓝旗的分布位置在历史上确曾一度如此，或许是由其他什么原因造成图中表示有误。暂且作为存疑，容待今后考证研究。
　　四、《北京内外城全图》的价值
　　如上所述，《北京内外城全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幅绢地手绘北京城全图。因是手绘，则可视为孤本。该图绘制之精细，内容之丰富，字体之工整，色彩之艳丽，在北京城的地图中实属罕见，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北京内外城全图》采用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方法，表现清道光年间京城城郭概貌。凡河湖、水渠均采用平面方法绘制，水面着浅绿色。紫禁城、皇城和内城的城墙、城门、门楼及部分寺观、塔院则采用立体写景法描绘。街道、胡同绘得很详细，且标注名称。展图可览京城宫殿、衙署、寺庙、王公府第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图上所绘八旗各旗营戍守分布状况更是难得的形象资料。清雍正五年（1727）鄂尔泰等奉敕纂修的《八旗通志》，没有记载京城八旗各旗营戍守情况。嘉庆初年编纂的《钦定八旗通志》，才开始记载京城八旗各旗营的数字。不过，也只能从文字上了解各旗营的多少和戍守范围，并没有记载其具体的分布位置。这幅《北京内外城全图》的价值，在于绘出了八旗各旗营的戍守位置，通过览图，即可一目了然，弥补了史籍记载之不足。
　　地名或街巷名称，均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历史的一个窗口，负载着多方面的信息。图上标注的地名，不仅反映了北京城悠久的历史，也展现了城市特色和风貌。地名中还有许多与生产和商市相联系的名称，反映了地名的类型和性质以及所在地的地理状况，使平面地图有了立体感。这一切均为考察研究北京古城发展和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北京内外城全图》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中期，北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理概况，展现了北京城宏伟的规模和丰富的人文内涵，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地图的绘制已进入了完善和科学的阶段。它不仅是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一幅重要地图，而且也是中国地图文化宝库中一件珍贵的文物，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参考资料：
1.《乾隆京城全图》，故宫博物院，1940年，影印本。
2.《清史稿》，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
3.《京师坊巷志稿》，清朱一新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文津流觞》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