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田

    我坐在这里诚惶诚恐，如坐针毡。因为我所在的善本部藏龙卧虎，很多同事经验丰富，业务精通，贡献突出，我与他们还有一定的差距，我还需要不断向他们学习，他们在这里讲应该更合适。我一再跟善本部、人事处的领导建议调换人选，但是没有批准，只好在大家面前献丑。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讲的题目是《科组建设与自我发展》，也就是科组的发展以及自我提高两方面内容。下面谈第一个问题：
                                一、科组的建设

    （一）求生存：图书馆设有80多个科组，承担着图书馆方方面面的具体业务工作，每个科组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它们的各自发展方向也应该是不同的。而且每个科组不同时期发展的目标也是不同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敦煌资料中心自200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为各位提供一个借鉴。

    敦煌资料中心1983年筹备成立，隶属于善本部。1988年善本部迁入新馆，敦煌资料中心留在分馆，这样就造成了敦煌遗书在新馆，而参考文献在分馆的局面，不但给读者查阅资料造成了困难，而且也使敦煌资料中心的发展失去了根基。任继愈馆长高瞻远瞩，多次提出敦煌资料中心应回归善本部，2000年8月敦煌资料中心正式划归善本部。
    在分馆时，我们山高皇帝远，一直按部就班地平稳发展，可是到了新馆之后，却把自己逼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的境地，馆领导一再提出敦煌资料中心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有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的问题。
    善本部的人都知道，在善本部的各个业务科组都拥有一批独一无二的资源，只有敦煌资料中心没有，与善本部现行管理体制不一样，馆里甚至还有合并的想法，敦煌资料中心的生存一时成了首要问题。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佛教的唯心哲学都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也就是佛教的成、住、坏、空。敦煌资料中心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吗？部里组内大家反复讨论，也不断征求馆内外专家意见，我们得出结论，敦煌资料中心还有生存的空间，还有发展的余地。
    要发展必须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必须依靠善本部这个母体。2001年初，善本部新的班子登台亮相，他们朝气蓬勃，想做一番事业，策划了一系列的项目，这就给敦煌资料中心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2001年善本部策划了“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这个讲座就是由我们来具体策划、组织、安排，经过5年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讲座，像最近策划组织的“古籍鉴定”、“中国印刷史”、“文明的守望”系列讲座更是读者追逐的热点、媒体报道的焦点。馆领导认为我们的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既契合善本部的工作特点，又适应读者渴望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应该是图书馆优先发展的讲座。
    6年来我们在善本部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在善本部相关科组的密切配合下，认认真真组织每一场讲座，做到：精心策划、周密安排，有条不紊。6年来我们没有设专职的讲座岗位，史睿博士、高娃博士、贾双喜老师等牺牲了很多休息的时间，联系老师、现场组织。6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获得馆、部领导的肯定，获得读者的好评，为国家图书馆争得了荣誉，更为敦煌资料中心争得了立足之地。
    （2）2001年善本部领导策划了善本部内部刊物《文津流觞》，这个刊物的前两年的编辑工作也是由敦煌资料中心具体承担的。记得第一期寄出去之后，很多图书馆古籍界的专家盛赞这个刊物：风格平淡、内容扎实、资料性强，是指导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优秀刊物。武汉大学的教授还以刊物所提供的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这次参加“文明的守望”展览活动的馆长们也在张志清主任面前盛赞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文津流觞》在2003年改由善本部各科组轮流编辑，然而这个刊物是在我们手中成长的，听到别人由衷的赞叹，我们也倍感欣慰。
    （3）创办《文津学志》。善本部自2001年以后的发展给我的感觉是跳跃式的，一年一个台阶，然而贯穿始终的有一条主线，就是对科研工作的重视。《文津流觞》成功之后，善本部领导又策划了大型丛刊《文津学志》。领导又把创刊的任务信任地交给我们，我与史睿博士参考同类型刊物，如《新燕京学报》、《国学研究》、《唐研究》等刊物，提出了本刊的办刊宗旨。2003年在各方面关心下，一本厚重的《文津学志》带着浓郁的墨香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学术性非常强，被专家们誉为“阳春白雪”。
    在前几年里，善本部里经常能看到我和史睿博士忙碌的身影，而在组内，其他同志则承担了繁重的图书采访、编目、数据库、阅览、国际敦煌项目等工作。拿我们的阅览室来说，我们组从到新馆以后一直是一个人负责管理，而且还要兼作大量的数据工作，这在图书馆里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在全组同志共同努力下，我们圆满完成了部里下达的各项任务，获得一致的好评。现在还有同事私下开玩笑说，我们是“狗揽八泡屎”，可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有了立足之地。
    大家要知道，在2000年时，善本部的经济状况在全馆倒数一二，我们的加入又增加了5张无法自食其力的嘴，所以我始终感激善本部相关科组对我们的包容，感谢为敦煌资料中心获得立足而做出牺牲的同事，更感谢为我们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善本部领导。
    （二）求发展：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面临发展的问题，我们根据自身优势制定了敦煌资料中心的发展方向，即基础业务、文献数据化、学术研究一体化，把敦煌资料中心建成敦煌学的信息中心、交流中心、学术中心。为此我们采取了四大举措。
    （1）举办“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使敦煌资料中心成为海内外专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我们认为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我们承办“典籍与文化系列学术讲座”，既意识到讲座在知识传播中的重要意义，又积累了承办讲座的丰富经验。再加上我们与敦煌学界有密切的联系，更有善本部的全力支持，可以说条件得天独厚。我们邀请国内外知名敦煌学者主讲，成功举办了39讲，前后历时一年半，受到敦煌学界专家学者的肯定及广大读者的欢迎。讲座结束后我们与出版社密切合作，两册讲座及时出版，成为敦煌学的入门书。在敦煌学的百年历史中，还没有举办过这么规模宏大的讲座，敦煌学会副会长郝春文教授敏锐地指出：“开设这么大规模的敦煌系列学术讲座，说明国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实际已经成为连接海内外敦煌学和丝路文化学者的一个纽带和桥梁，也说明这个资料中心在做好资料搜集、保证阅览的前提下，在不断拓宽自己的工作领域。”他确实看到了我们的雄心壮志，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讲座使敦煌资料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中心、交流中心。
    （2）承办真正学术意义的国际会议，与国内外专家建立密切联系。目前学术风气很不好，很多所谓国际会议成为观光旅游会议，这是我们应该坚决抵制的。
    作为一个科组制定自身的发展规划时，应该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找准坐标。纵向比较就是要继承我们图书馆先辈的优良传统，这样做才有根基；横向比较就是要借鉴国内外同行的先进经验，这样才不致于落伍。我们馆研究敦煌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贯穿整个图书馆的学术史。在三十年代研究敦煌学有两大阵营，一个就是我馆，另一个就是北大。1910年敦煌遗书入馆，我们就开始了整理编目、学术研究，其中王重民先生是最耀眼的巨星。他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前无古人。他所著的《敦煌古籍叙录》集前代之大成，创一时之新风，垂后世之典范。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学习他、纪念他，并以他坚忍不拔的治学精神激励我们不断努力。
    2003年是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通过召开“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和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展示当今敦煌学界的研究、遗书修复保护和数字化成果，这无疑是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
    经过精心筹备，来自海内外的敦煌学者近百人与会，提交论文和纪念文章60篇。敦煌研究院专家施萍婷教授会后给我们来信，称赞这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议，在敦煌学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会后我们也很快编辑出版了厚厚一册的会议文集。
    2004年“粟特人在中国”国际会议：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共同铸造了敦煌这颗璀璨的明珠，敦煌学作为国际显学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属于伊朗文明的粟特文化是其中最有魅力的一支。中古时期不知疲倦不辞艰辛的粟特商人，克服丝绸之路上的重重险阻，把中国的丝绸及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又把西域物种及佛教、摩尼教、景教等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内地，这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04年善本部与北京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共同举办了这次国际会议。为筹备这次会议，我们协助部里编辑《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图录，会后协助善本部编辑会议文集。这次会议及两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进一步提高了善本部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第六次会议：国际敦煌项目自成立以来，曾先后在英国萨塞克斯（1993）、法国巴黎（1996）、德国柏林（1998）、俄罗斯圣彼得堡（1999）、瑞典斯德哥尔摩（2002）分别举办过五次国际会议，在敦煌遗书的修复、保护以及数字化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曾先后参加了数次会议，根据我的感觉，国际敦煌项目会议不断变革、不断推陈出新，所以其影响和作用会越来越大。我们筹办这次会议时，在善本特藏部和国际敦煌项目部的支持下，根据中国古籍修复的实际状况也进行了一些创新，诸如增加了古籍修复研讨专场、增加中国代表的名额等。结果始料未及，代表反映强烈，认为这是国际敦煌项目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会议之一。当然，我们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为代表增加、场次增加，会议费用相应也增加了，但是我们认为是值得的。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丹麦、德国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及研究单位的60余位修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海外代表24人，国内代表38人。
    2006年国际敦煌佛教文献学术研讨会：今年十一、二月份，我们将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举办由英国、俄罗斯、印度及中国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筹办高水准的国际会议，开阔我们的视野，增进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促进我们的发展，提高为学术界服务的水平。
    （3）以国际敦煌项目为中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英两馆开展的国际敦煌项目是我们馆目前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原计划合作周期是2001年到2005年，合作以来，中英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发挥各自所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项目去年又延长5年。我们以国际敦煌项目为契机，积极扩大对外合作，去年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把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壁画全部翻译成中文，即将上网。今年与福特基金会合作，为敦煌资料中心培养一位具有国际水平的年轻学者，并资助今年的学术会议。我们目前正在积极争取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海外基金，支持我们的敦煌遗书研究与修复工作。
    一个学者不具备国际视野，永远不会成为一流的学者；同样，一个机构若不具有国际视野，永远不会成为一流的机构。
    （4）苦练内功，增强实力。随着我们与世界学术界的接轨，学术视野的开阔，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基础业务建设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我们以基础业务工作的建设促进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最近几年，我们组的科研成果在部里、馆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所提高，年轻的学者在快速成长。
     以上简要介绍敦煌资料中心2000年以后的发展历程。
                        二、自身发展
    下面介绍作为一个科组长应该怎样结合部门发展从事科研的问题。
    馆领导已经意识到科研和创新是图书馆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因此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做科研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科研的问题。遥想三四十年代，图书馆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各个部门的掌门人都是一方权威，在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现在图书馆很多科组长在学术界也拥有一席之地，但是远没有形成群体的优势，这些科组长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现在我总结自己在学术研究上所走的弯路，有一些深刻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路要端正。我是85年本科毕业以后到馆，20年来在基层从事一些最具体的采、编、阅及数据库工作，没有受过学术研究的训练，没有从事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识，可是自己不甘心，也跃跃欲试地做科研，结果可想而知，盲人瞎马，夜半深池，所谓的研究在学术上没有任何价值。现在回过头来检视以前的作品，可以说是“悔其少作”。后来发现自己这方面的缺陷，便想方设法弥补。
    1、亲近馆内外老专家，虚心向他们学习。非常幸运，我们组有一位老专家黄振华先生，学识渊博，会多种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在西夏文方面造诣颇深，他本人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奇经历。他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文专业，后分到外交部门工作，因为夜以继日学习外文，文革初期被当作特嫌分子开除公职，先生开始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最后流落到新疆，新疆博物馆收留了他。他在那里白天做木匠，晚上自学西夏文。文革之后，落实政策，在社科院就职，79年以后发表数篇西夏文研究文章，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我亲近他是在他离休之后，从93年起，我每周去他家两次，直到2003年他去世的前几天，我们还在热烈讨论。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把我带入学术的天地中。每当我懈怠时，他的身影马上浮现在我的面前，鞭策我继续努力。
    2、翻阅名家的学术自述。现在出版的名家自述很多，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心路历程，这些书籍可以避免我们走弯路。这里面给我启发最大的是杭州大学敦煌语言学专家郭在贻先生。郭先生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姜亮夫先生的助手。十年动乱，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郭先生则住在系资料室，坐拥书城，其乐无穷。文革之后，积蓄多年的能量喷薄而出，在楚辞学、俗语言、敦煌学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在89年初，万恶的癌症夺走了他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命。虽然郭先生英年早逝，但他的自学经历、他教育研究生的方法给我很多启发。
    3、同事之间相互切磋。近些年来，馆里尤其是善本部进来一批博士、硕士，他们问学名师，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经常与他们切磋学问，会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这方面史睿博士给我启发很大，我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相与析疑，自己的学术修养不断得到提高。
    通过上述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认准自己的学术道路。
    （二）具有广阔的胸怀，广泛与馆内外专家合作。我们担任科组长，每人都有具体的业务工作，而且还要分出精力，参加各种无聊的会议，因此作科研没有任何时间上的保障，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科研成果精雕细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也都有自己的学术盲点，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创造出精品。
    这几年，我在这方面深有所得。举个例子来说，我和李文洁博士合作的“《佛说如来成道经》与《降魔变文》关系之研究”一文。当年任继愈馆长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BD09145号编者注为待考文献。文献学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考定文献的名称、性质。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凭着直觉这是一个佛教的疑伪经，而且似曾相识。通过长期追踪，翻阅大量的文献，确定它就是《佛说如来成道经》，而且也找到藏在俄罗斯的另一块残片，这样就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文献，而且根据残失的题记，确定了文献的抄写年代。再进一步追踪，发现《佛说如来成道经》几乎原封不动地作为敦煌变文《降魔变文》的一个部分，这样佛教疑伪经与变文之间就有了密切联系。
    如果由我独自操刀，这篇论文也能写好，但是因为我的古典文学修养是空白，很难发挥到极致。这样我便邀请善本部新来的博士李文洁加盟，我们很快完成这篇文章，并深获专家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篇填补空白之作。发表时我坚持李文洁作为第一作者。在过去的几年包括现在正在做的课题，很多都是与人合作完成的。合作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要合作得好，而且能长期坚持下去，首先要求我们科组长淡泊名利，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三）图书馆基础业务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源泉与活力。我们天天与业务工作打交道，熟悉每一道工序，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优势，把它作为科研工作的源泉与活力。我近年来的所有科研工作都是围绕着基础工作进行的。例如，我从2001年起从事国际敦煌项目的工作，先后撰写了《国际敦煌项目与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数字化》、《国际敦煌项目新进展：敦煌文字数据库》以及新近完成长达数万字的《国际敦煌项目与敦煌遗书保护》。这些论文无一不是基础工作的总结，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基础工作。
    这么多年来，我对图书馆科研工作的认识是：科研工作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动力，而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则是科研工作的源泉。两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国家图书馆才能重现三十年代的辉煌。
    总之，科研工作人人可为，专家学者人人可成。关键是路要走对。
    以上所说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