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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遗书与佛经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唐宋及其以前纸本文献,数量最多者,要算“敦煌遗书”。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五至六万件,其中几批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盗运国外,另有相当数量流散社会,存于私人手中,其数量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详尽揭示和准确统计。
  本次展出的私人收藏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以大体看出“敦煌遗书”呈现出的重要文物价值。比如,本次展出两件隋代写本《大般涅槃经》,不仅首尾完整,纸墨字体俱佳,更令人称奇的是其单纸长度都在140厘米左右。通常,“敦煌遗书”每纸长度在30至50厘米间,如此长度者,全世界目前仅存六件,其中三件属于斯坦因藏品,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一件由北京中国书店收藏。本次展览,将两件一并陈列,实属难得盛况,反映出隋代造纸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再比如,本次展出的一件佛教仪轨《大悲启请》,整齐精致的四组八眼细麻绳装订线,完整保存了8、9 世纪间缝缋装的原貌,极为罕见。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以来,留存至今的佛典洋洋大观,形成中国传统典籍文化的独特现象。本次展出的部分私人藏品,其意义大体可以归纳为文物、文献和艺术三方面:
  台湾王水衷提供的北宋刻本《慈悲道场忏法》,周启晋提供的周绍良先生原藏宋刻单行本《阿弥陀经》,汪洋提供的金泰和元年(1201)民间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物。
  北宋皇祐五年(1053)写僧人转生牒据,属于引渡僧人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路引,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料。《元官藏》卷前的皇太后发愿文和卷后功德衔名,是研究元代后期历史及官刻大藏经的重要史料。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手书《金刚经》、明代藏文泥金写经《八千颂般若经》、清末金陵刻经处精雕佛教版画等,精美绝伦,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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